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艺术描写的空间--宗璞的《我是谁？》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比较所引出的思考

提要：本文在"宏隐喻"的视野中，分析了宗璞小说《我是谁？》中的"大雁"和"虫子"意象，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局限。并且在"互文性"的思维中，与晚于《我是谁？》7年之后的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磷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作了比较，提出超越于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互渗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可以开拓出更加开阔的艺术描写空间。
关键词：隐喻知识分子身份认同艺术描写空间

宗璞的短篇小说《我是谁？》中所突显的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形象，是应该认真地加以反思了。经过二十余年时光的淘洗，随着现代修辞学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化研究所提供给我们的宏阔视野及研究方法，我们将会看到当年宗璞在这个文本中对知识分子书写的局限，尤其在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比较性阅读中，会发现不同的知识分子认同所开拓出的艺术描写空间是不同的。

一、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路径看《我是谁？》

从最直接的意义来看，《我是谁？》是在追问"我"的身份。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在后殖民理论平台上被提出并被移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的。文化身份研究，从文艺美学来说，是肯定主体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文化身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身份意识淡化的时段里，对于中国人说来是极为陌生的，陌生不是不存在，不过是潜隐在意识的底层而已，在每每遇到巨大的变故，个体的处境有所改变时，在不自觉中身份意识会以或者失落或者痛苦的复杂感受表达出来。《我是谁？》虽然是用第三人称叙事，但是"我是谁"的询问还是来自主人公的第一人称。从时间来看，是属于故事层的询问，那么，就证明了这样的身份意识是主人公以痛苦失落，并且希望得到认同的呼唤形式表达的，是值得我们分析的主要蕴涵。
人是文化造就的动物，而身份是人对自己与某一种文化的关系确认。对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心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理过程。在任何人群中的人们，比如说工人、农民、市民，都会有这样的心理需求，在主要以知识分子生活和体验为艺术表现的文本中，身份认同问题可能会更加突显。因为知识分子对人生的体验，会有更多的文化因素的渗入，对自身的归属和对文化的认同感更易于被他本人所意识到，在心理空间中更易于留下痕迹。对于文学描写来说，也是更为丰厚的资源。同时，身份认同是一个语境式的问题。由于一个人可以属于不止一个群体，因此，在特定的语境下（也可以说是在主要矛盾的突显下）他会选择认同某一身份，也就是归属于某一群体成为他的主要指向。换个角度说，就是身份认同可以分为许多种，比如可以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也可以有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等。

二、知识分子与"大雁""虫子"意象

《我是谁？》文本很短，宗璞用第三人称深情地塑造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韦弥的形象，刻画了韦弥在文化大革命中精神受到极大伤害之后的苦闷、绝望，以至最后走向选择死亡的心路历程。在对这样心路历程描绘中，叙述者刻意描绘了主人公心理突显的两个意象。一个是大雁，一个是虫子。
下面我们从隐喻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意象，分析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心理。
我们所用的隐喻概念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传统修辞学把"隐喻"看成是一种比喻，就是"用某些有类似点的事物来比拟想要说的某一事物，以便表达得更加生动鲜明。"1这样的修辞学中的"隐喻"我们称为"微隐喻"(micro-metaphor)，而我们现在所运用的"隐喻"概念是"宏隐喻"(macro-metaphor)，也就是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文化学意义上的隐喻，首先是一种语言行为，从修辞学的角度看，隐喻表现为一种修辞格，它在一种事物的暗示下谈论另一种事物。同时，更重要的是，隐喻也是一种心理行为和精神行为，它是以彼类事物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这样意义上理解和界定的隐喻，也就成为了外延广阔、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隐喻的思维方式可能会投射到象征、意象、典故、抒情等各种文学手段。2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隐喻与意象联系起来思考。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高辛勇认为："这段话可分为两节，分别使用了上行与下行（上递与下递）的’联锁’或’层递’辞格，而且开始所标示的概念’天下’、’国’、’家’与’个人’不仅有层次的关系，也有’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概念上它们有’偏全’格的关系。如此它们彼此不仅有在实质上的关连，而且从命题上看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或必备条件：’家’为’国’的成员，’成员’未治好，全体自然不能说’治好’。所谓’八条目’的重心其实在修身以及其下三项：正心、诚意、致知。"6
表面看是修辞效果，其实是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体现。在这样的文化逻辑中被熏陶的韦弥，自然极其依赖于国家、天下的认可，并以此获得价值认定。她把自己比喻为断鸿的大雁和虫子，也证实了现代修辞学的观点：除非我们不说话，只要说话，文化的印痕就在我们的"话"里。我们进一步可以说，除非我们不隐喻，只要隐喻，文化的印痕就在隐喻里。
如果说，我们前面探讨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远传统对于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影响。那么，我们进而要讨论的是中国革命的近传统对韦弥的大雁和虫子意象的渗透。中国革命传统强调信念，而"信念伦理"曾经支撑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韦弥和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信念伦理"，主要内容是将自己的信念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支柱。"向党交出一片真心"，"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党"，"一切由党来安排"等口号给予他们人生的归依感和稳妥的形态。这样的观念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之后，一旦他们断了与"党"的联系，一旦当"党"不再安排他们的一生的时候，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进而可以说，痛苦主要来源于"信念伦理"，可是在韦伯看来，信念伦理是不问后果的，它所能意识到的唯一"责任"，是"盯住信念之火，不要让它熄灭"。而更可贵的是"责任伦理"，责任伦理采取申时度势的态度，不但要求为自己的目标作出决定，而且敢于为行为的后果承担起责任。7从韦弥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我们可以再设问一下："我"作? 桓鲋斗肿樱撕妥婀翟谝黄鹬猓欠窕褂Ω糜斜鸬亩朗粲谧约旱哪谌菽兀?n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