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和都市民族志不同的是，京味现实主义不是一种记录，而是一种再现。或者说与都市民族志不同的是，“京味现实主义”不仅仅是通过深入生活，或者说“第一手材料”来记录和描绘，而是要表现在北京的人和事的况味。老舍的剧作《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等剧情都发生在北京，而且都是北京城里发生富有戏剧性的人和事的况味。这是“京味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特点。
《龙须沟》是表现北京人民政府改造一条臭水沟的政绩。老舍说，“1950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他偏僻而忽视它。”（注：老舍：《〈龙须沟〉写作经过》，《老舍论剧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柏佑铭说道，“《龙》剧本身就是记录和宣传龙须沟工程重要性的一个主要手段。”“剧中最后的街道景观（也很可能就是当时现实情况）标志着在各个层面上纪念和记录公共工程的宣传工作的第一步。”（柏佑铭：《城市景观与历史记忆——关于龙须沟》，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22页））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旧城改造。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纪实，是一种都市的民族志。剧作家通过龙须沟的变化，折射了社会的变化。在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龙须沟》是新中国成立伊始旧城改造的缩影，但是旧城改造最终带来的是旧城的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民族志的记录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龙须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纪实。
《茶馆》是最突出地表现北京的“京味”戏剧或者说“京华风俗戏”，并形成了“京味”现实主义的戏剧。它更是一种都市的民族志。就像老舍自己所说的“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通过一个茶馆反映了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剧作家切取了三个时代横断面，经历了满清末年、民国初年、抗战之后等。王利发为了适应时代，不断地改良。但是最终还是适应不了时代，悄然自杀了。在这中间，有庞太监娶妻，两个逃兵合娶一个老婆，说媒拉线的人口贩子小刘麻子建立统管妓女的“托拉斯”等等，更是构成了历史的都市民族志。
老舍开创了“京华风俗戏”的传统。在这之后有苏叔阳、李龙云、郑天纬等人的剧作，继承了这个具有都市民族志意味的传统。
苏叔阳的《左邻右舍》以“京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来表现北京一个大院的生活。十年动乱，搅乱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人们的心情就如同第一幕中的天气一样，压抑，郁闷。人性在这场大风大浪中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原来和睦相处的左邻右舍也发生了分化。剧作家将戏剧的背景置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用饱含激情的笔墨抒写了他心底的强烈的爱憎。剧作总的出场人物达三十人之多。但是主要塑造了退休老工人赵春、钱大婶和她的儿子钱国良、某厂党委书记李振民和他的儿子李桦和女儿李秀，中学教师贾川，医生吴萍以及洪人杰和女儿洪欣、小杜等人的形象。
在《小井胡同》中，剧作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北京市井“小人物”的形象。剧作家对市井的这些“小人物”都是很熟悉的，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对于他们的言谈笑貌，行为举止早就铭记于心，但这并不等于能活生生地写出这些“小人物”。如滕奶奶是“小井胡同的一块历史碑石”。剧作家写小井胡同实际上是写胡同中的七号大杂院，这里有工人出身的刘家祥一家，有以织袜为生的许六一家，有解放前开粮食铺子的石掌柜一家，有曾当过国民党伙夫的陈九龄一家，石掌柜的小伙计小力苯一家，另外还有围绕这些住家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像《茶馆》一样，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中，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即对建国三十多年做了历史的反思。
都市民族志是通过市民社会表现出来的。这种市民社会，除了胡同、大杂院之外，还有茶馆、酒楼等“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领域”。杜赞奇认为，市民社会乃至公共领域的许多特点，在晚清中国均已出现。他在这基础上又说，这些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一种独特的以茶馆、报纸和通俗文化为中心的城市文化的出现。（注：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在老舍的《茶馆》中，茶馆已经成为以市民社会为特点的城市文化。但是，老舍也表现这种市民社会的最终失败。他的剧作和他的小说一样，是“一部古都社会新旧更迭期的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百科全书”。（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他的剧作中有三教九流，从太监（《茶馆》中的庞太监）、秀才（《神拳》中的董秀才）到艺人（《方珍珠》中的破风筝、《龙须沟》中的程疯子等）；市井胡同，从小杂院（《龙须沟》）、“红大院”（《红大院》）、胡同（《女店员》、《全家福》）到茶馆（《茶馆》中的“裕泰大茶馆”。）
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是以北京全聚德作为生活原型的，但是她没有简单地再现这个名满天下的酒楼，而是“按着调和五味，融于一炉的方法，做一味酸、甜、苦、辣、咸俱全的‘中国菜’。”在这个戏的结尾，“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上联是康熙皇帝为一家饭庄所题，下联是大才子纪晓岚的属对，剧作家将下联改为“时宜明月时宜风”横批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戏中主人公卢孟实、常贵……自以为是事业的主人，其实“梦里不知身是客”，可怜他们迎送了一辈子主、客，竟不知自己是主是客。能体现此种人生况味的，何止一个呕心沥血壮志难酬的卢孟实，一个含泪带笑一辈子终于含悲而死的常贵，一个看透世事愤世嫉俗的修新鼎？（注：何冀平：《〈天下第一楼〉写作札记》，《天下第一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74—75页。） 她通过戏中的人物是要表现一种人生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