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产生直观和视觉效果，使观众变成被动的受众，逐渐地失去思维能力。　[31]

同时媒体面临的尴尬是：如何选择公正、公平、公信，如何坚持“三讲”原则。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本身在表达意愿和表达能力上悬殊很大，而且诉求渠道不通畅。

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当人们认为他们的观点仅属于少数时，他们变得谨慎、沉默，因此进一步加强了公众认为此方薄弱的印象，直至明显薄弱的一方除了一些固守他们价值观的少数坚定的核心人物外彻底消失，或者直至此方观点成为禁忌之物。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32]　“大多数人力图避免因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造成的孤立。因此，某人为了解哪些观点是占优势的或得到支持的，哪些是不占支配地位的或是正在失去优势的，便对他周围的环境进行观察。如果他相信自己的观点属于后者，因为害怕孤立，他便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33]　媒体为适应市场，严重存在着世俗化、都市化和文化品位的等等问题。恩特曼所论述的，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它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34]　节目有无品位，普通观众是没有发言权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精神处境往往被忽视，个人往往只是表达某些观念的工具，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典型模式出现。有人把当代文化形态分为官方(主流)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商业文化和世俗(平民)文化，那么与这种品位观有关联的只能是官方文化和商业文化。电视台的官办意识十分浓厚，电视人大多是文化人，因而一些电视人骨子里有贵族意识，缺乏平民意识。按照这一品位观，节目的好坏只有用政治标准和商业利益来评判，普通人除了是“看客”，就是在电视节目诱惑下为某些商品“埋单”。

时至今日，传播媒体所隐含的意义与语言的功能亦有相近之处，它不但是一种情感与思想的传达工具，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存在的依据，特别在此信息泛滥的时代，失去了传播能力与传播工具，就等于失去说话与表达的能力，甚至导致自我本质的丧失，并且将自我形象的诠释权，拱手交于媒介掌控者的手中，而这样的权力关系，亦会落入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中。

因此，媒体与语言的使用是一种传播（communication）行为，两者皆有权力关系的本质，在社群认同与内部关系的维系上，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失去媒体权力者，不但会造成自我定义的丧失，同时也只能接受“被忽略”、“被定义”的宿命。相对的。媒体权力的分散与共享，则将形成不同社群对话的可能。亦即打破现有媒体的权力生态，将最基本的“说话”权力，交还给不同背景与思想的社群手中，透过自己的麦克风来传达自己的观点，进而促进市民社会的形成。[35]

注释：

[1]　牛海鹏，《弱势群体与强势话语》，www.sohu.com

[2]　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　“春节联欢晚会”读解》，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2-27

[3]　覃坚谨，《　新闻报道要尊“弱势群体”》，《新闻战线》　2001年第6期

[4]　乐瑛，《民工歧视几时休》，http://www.gdgsb.com　，2003-01-29

[5]

《南方周末》2002-11-21

[6]　常昌富、李依倩，《大众观念理论：沉默的螺旋的概念》，见《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7]　梁旭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发展状况研究》，载于《理论学刊》1999年第2期

[8]

《半边天》节目主持人张越观点

[9]　丁宁，《社会性别意识与大众传媒》，《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4期

[10]

《假期：少儿看电视悠着点——家长参考》，《中国教育报》2002年7月30日

[11]　《四城市调查　儿童肥胖关系多》，《中国妇女报》2001年5月14日

[12]　叶晓林、　徐文华，《电视的“媚俗”与“媚俗”的电视》，《现代传播》2000年第6期

[13]　于鹏，《电视传播：身担重任需自知——媒介的社会责任与青少年价值观的构筑》，《思想·理论·教育》2002年第2期

[14]

《米教头临阵卧病缺席——央视春节晚会直播现场目击》，《华商报》2002年2月19日。

[15]　吕新雨，《中央电视台2002　“春节联欢晚会”读解》，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2-27

[16]　《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19日

[17]

《女孩为什么“恨”赵本山》，　www.gxnews.com.cn　2003-01-28

[18]　郭五林，《电视广告的中产阶层倾向》，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8-26

[19]　管中祥，《传播权利、弱势发声与市民社会之形成》，www.esouth.org

[20]　郭五林，《电视广告的中产阶层倾向》，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2002-8-26

[21]　刘忻，《电视重构论——转型期中国电视的文化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22]　杨伟光，《跨世纪电视丛书·总序》，参见刘宝顺《电视管理文集》，北京出版社1998年，页11

[23]　田杰，《传媒、权力与权利——现代青少年社会问题的媒介背景及防护策略分析》，《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第5期

[24]　同上

[25]

[美]　罗伯特·C·艾伦，《重组话语频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26]　罗岗，《“百姓”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

[27]

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