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电视机构的复合身份直接造成为数众多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冲突。一方面，媒介从业者是拥有话语权的人，这种话语权具有转化为政治资本和金钱资本的可能性。在文化身份认同上，他们将自己视为精英，负有一定的社会启蒙和社会关怀义务，不愿屈从于市场霸权或官方意志，但这种精英地位来自资源的占有，这种占有是临时性的，不是彻底地占有，不是靠其个人能力得到的，占有这种资源的前提是领导的肯定，是赋予型的；另一方面，很多节目制作人员也是居无定所的阶层，体制改革不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增加收入的空间，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无权势的普通百姓，甚至利益受损者，不认为自己负有或是能够担负社会责任，这又使他们在现实中往往毫不反抗地服从于市场逻辑和官方意志，这种人格分裂既影响创作的积极性，也可能直接反映到节目文本之中。

批判学派的代表作——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中就认为媒介充满了偏见，“新闻媒介自以为对之负责的那个社会充其量不过是白人社会”，从而认为媒介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模糊概念，实践中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媒介机构之间虽无本质利益的冲突，但利益的驱动在为媒介竞争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出现少数媒介社会责任感缺失，角色定位沉沦的现象。[22]

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则认为，商业的介入，使某些媒介更多地去迎合受众而非引导受众，媒体市场竞争的压力越大，迎合的趋势就越明显。毕竟，主动引导是需要一些距离的，是依赖媒介将其采编意识、运营机制置于一个既不脱离群众生活，又适当高于群众生活的基础之上，有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弱势群体很显然在社会地位、消费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可能就被排斥到一些服务意识淡漠的媒体的报道范围之外。

媒介的权力膨胀。传媒的“权力”是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权力，是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市场的营销和运作的权力，同时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权力。但传媒之构成“权力”的特性，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作为现代社会生活要件的一般状况和性质，具体说即传媒语言已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方式，亦即“生活政治”的传导和表达机制并整合成某种制度化的形式。借助于特定的话语形式，传媒创造出以影视形象为主要象征符号，既轻松休闲又鲜活刺激，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自我意识具有习惯性的支配作用的“话语权力”。如果我们能够接受“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这一命题的话，那么逻辑上就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政治”的本质就是“话语权力”。[23]　这种“话语权力”表现为极强的渗透性和最大的普适性，既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全球性文化背景，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支配力量。[24]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处理和回应真正的存在状况”　，不仅为人们提供信息资源、娱乐资源，而且建构着人们几乎所有的常识：关于真实与虚假，关于善良与罪恶，关于美好与丑陋，甚至它建构着我们对于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社团、社群的所有认识。因此大众传媒像一双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暗示着、拨弄着、或者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媒介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　。媒介作为一个话语场域，其实正是当代社会权力较量的一面镜子，一个角斗场。

中国媒体的发展总是和政治斗争、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反映社会舆论、促进社会变革是媒介的重要功能，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传媒被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宣传成为主要功能，采取的是“我说你听”的灌输式，属于传者本位的新闻观，注意的是党政意志、媒介意见，传播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对受众的意见、对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关怀，受众处于缺席地位。意识形态本身可容纳一系列的价值与态度，而电视则在其调谐多种声音的过程中，凭借着他与消费主义强有力的联系，起着支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作用。

[25]　甚至可以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宗教、教育、家庭、法律和工会，特别是文化与大众传播媒介——以散漫的、各具特色的独立方式加以运作，直接影响到每个社会个体。而媒体的功能在于把个体“询唤”为主体，使其臣服于主流意识形态。[26]　另一方面，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社会的权力，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而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词语暴力，肉欲词语暴力，“床”词语暴力和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27]

波得里亚在他的后现代理论中阐述了媒介和社会的断裂。本来媒介是社会参与的手段，但是，由于媒介自身越来越带有垄断的、统治的霸权性，因而导致了媒介和社会之间的对抗出现。波得里亚指出，媒介信息如今广泛地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信息和意义开始脱节，公众已经对媒介的信息狂轰滥炸日益厌烦，并对那些呼吁请他们投票、消费、购买、问卷、参与的各种活动越来越抵触。于是积极的社会公众转变成消极的冷淡的公众，各种意义、信息、符号，对他们来说已变得毫无意义。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政治、阶级等各种因素的消失。[28]

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谢曾对大众媒介作过这样一番描绘：媒介就像一双充满权力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生活，这形象地揭示了目前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当人们日渐依赖大众传媒与其生存环境建立关系的过程的同时，权力因素正活跃于人与媒介无法回避的联系之中。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所以媒介运用权力时是否妥善愈发关系重大。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并且1行之有效的规则，不仅是媒介权力正当行使的必然，也是日渐成熟的受众的正常要求。施拉姆早已表明，“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是人”。这意在证明人才是传播的本性，一切传播活动的惟一标准和前提乃是人的利益。　如果沉迷于权力的效力，致使人的利益得不到落实，媒介就失去了存在的目标，变成了与我们对立的异己的力量。但当实际情况与我们的愿望之间还存在着差距时，对现时问题的关注可能更有益于我们对理想的认识和追求。[29]　电视让大多数“失语”。“媒体将电视公众拉入被动的麻木状态”。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