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社会权力和资源优势是掌握在这些拥有信息化能力的人群中，这就产生信息与社会权力的结合，对“信息”的崇拜其实是对社会权力的崇拜。与此同时是信息歧视，非信息化人群与社会中心权力的关系进一步被疏远，他们将更加边缘化，并逐渐丧失作为大众媒体目标观众的价值，因为他们低下的消费能力丧失了对广告商的吸引，而在商业化的媒介发展中，没有广告商支持的节目是没有存在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媒介越来越把自己的目标观众锁定为占人口比例很少的所谓“白领”阶层。而号称面对十三亿中国人的中央台春节晚会也终于走向这条由广告商铺设的不归路！[15]

“字幕工程”遗忘了残疾人。一个名为“字幕工程”的活动，正在一些耳聋者中悄悄发起。其核心内容是：晚会、电视剧、新闻等重要的电视节目都应该加上字幕。肢残者和盲人有盲道、跛道等无障碍设施，字幕就是耳聋者的无障碍设施。春节晚会已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热门话题，而聋人朋友最为关心的是：春节晚会播出时打不打字幕？　[16]

这些聋人朋友每逢春节晚会的欢愉时刻，却承受着双倍的痛苦，连家人也为之辛酸。有的干脆不看春节晚会，在网上聊天打发漫长的除夕之夜。有个女孩子说，她最“恨”的人是赵本山，每当他演的小品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时，她却无法获知那令人“捧腹”的内容。

不知我们的电视工作者在听到这个朴素的愿望后，会不会有种愧疚的心情？起码这个问题不应被聋人先提出。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喜爱的春节晚会，问世二十年之久竟没有考虑过这个对残障人士表示关爱的最基本问题。以电视技术之先进，春节晚会打字幕应该不是件太难的事。因为事先有彩排，所谓现场直播只不过是一次翻拍而已，完全可以照顾到聋人的基本需要。而聋人朋友对此非常宽容，他们说如果晚会来不及做字幕，只要重播时打上字幕就可以了。

不打字幕的遗憾，并非为聋人所专有。感受这遗憾的，还有那些方言区的观众、耳背的老人，对着没有字幕的春节晚会，茫然不知所谓。在这万家欢庆的时刻，仅仅因为没有字幕的春节晚会，让他们产生了的失落感觉，也许是晚会的主办者和健康人所始料不及的。[17]

在晚会丧失了提供“狂欢”的可能性，而被等级和商业利益所占领时，它的危机就不远了。那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级的社会秩序，道德的耳提面命，百姓立场的丧失，“狂欢”色彩的消褪，成为近两年春节晚会最突出的风景。对于骂声越来越高的现象，流行的说法是百姓的口味越来越高了，众口难调，这其实是一种掩盖和推卸。在特权与金钱准入原则主宰下的晚会，其实已经宣告了大众共同参与的平民狂欢的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破产。

四、反思

封建等级观念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官分九品，人分十类，高低贵贱等级分明，连说话穿衣也带上了等级的烙印。当今的电视节目也深深打上了封建观念的烙印。例如：

电视节目内容向白领倾斜，充满煽情和都市情结。2001年4月21日晚在北京举行第二十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仪式上，有学者分析：观众看电视时平均每7秒钟要换频道，而农村题材的3秒钟就要换一次频道。农村题材观众较少即是这种欣赏趣味的一种表现。而以电视剧为代表的文艺节目多以反映城市生活为主，与中产阶层生活相对应的工作情况、休闲方式、时尚流行、爱情理念、婚姻模式等在电视文艺中得到不断地表现。即使是部分发生在农村（或江湖）的故事，也主要是从城市化的视角来观照的。[18]

“知沟”越来越宽。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提其纳(P.　J.　Tichenor)教授在70年代提出“知沟”理论，他提出：“流入社会系统的大众媒介信息一旦增加时，社经地位较高的人，吸收信息的速度会比社经地位较低的人快，以致这两类人的知沟会扩大而不会缩小”。知识愈多者，愈懂得利用信息，知识愈丰富；知识愈低者，愈不懂得利用信息，知识愈贫乏。而且，新科技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传播与信息服务方式商品化使信息也变得如同货物一般是可以交易的。因此传播与信息体系日趋市场导向，不仅产生了社会信息不平等的现象，也窄化甚至缩紧了多元意见的出口。[19]

媒体嫌“贫”爱“富”。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党的宗旨，也是我国新闻媒体的根本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也是当代我国新闻媒体的神圣职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仍然是社会的主体，是新闻媒体服务的主要对象。新闻媒体当然要认真考虑和兼顾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但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在工件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反映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表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这才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部一家有名电视台的栏目在创办之初以“市民角度”定位，赢得广大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赞誉。近一年来，栏目为了“升级”，公开提出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中上层市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其结果使收视率骤减，广告收入也随之下降。可见，媒体的影响力绝非趋“强”而舍“弱”所能奏效的。新闻媒体只有既关注“强势人群”更关注“弱势群体”，才能真正形成媒体与受众的良性互动。
电视主要关注受众的消费能力和层次。电视是最典型的大众传媒。但这种大众性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可能接收到电视的大众，而是可能购买商品的大众。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商品有特定的消费者。而实质上，并不是所有人的消费水平都是一样的。电视节目特别广告于是极力从实践、观念、情感、思想等方面满足有相当的购买实力的阶层的要求。[20]　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控制着媒体的运作，界定了新闻报道原则；另一方面，相当比例的电视节目已经以商品的身份进入节目交易市场。媒体要步入市场经济，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于是把眼睛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尽量报道能引起颇具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资本投入。既然电视节目具有商品的属性，相当比例的节目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市场，它就不可避免地为销售而制作，为利润而销售。[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