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作品对人的引导是潜在的、渐进的，接受一个影视人物的形象，也就一定程度接受了该人物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而《流星花园》《还珠格格》中所表现出的调侃生活、金钱至上、我行我素恐怕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正如山东青年剧作家所说:“电视剧是用金钱堆砌出来的，一堆养生的血汗钱可以让很多需要帮助的孩子重归课堂，可以给灾区的群众解决饥寒，然而，这堆钱堆砌出来的却是一部让中国老百姓自认为不属于他们的戏，甚至戏中的富丽堂皇和缠绵悱恻非但不能激活他们生存的意志，甚至会引起一种人生无奈，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哀叹。”当前，青春偶像剧不分良莠，戏说历史的影视剧如火如荼，剧中太多的腰缠万贯以及帝王将相的奇遇、艳史造成了对历史的全面阉割，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严重误导。目前，我国电视剧年生产量已逾6000部级，但数量与质量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影视剧的传播中不能滤清过浓的商业气息，必将对道德伦理观念造成潜移默化的消耗。而在这种消耗中，青少年价值观的沦落将是我们付出的最为惨痛的代价。

（5）“舶来品”造成青少年崇洋媚外的心理。目前，国产青少年影视节目数量少、内容单一，与之相比，国外的节目却是五花八门；这种有市场无竞争的局面，使得一些在海外风靡的影视节目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中也同样可以呼风唤雨。从《空中大掼篮》《侏罗纪公园》到《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从《花仙子》《机器猫》到《蜡笔小新》，再不就是日剧、韩剧，难怪有人感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看着外国的节目长大的。而这本身就表现了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衡，长期的观看这类节目将会导致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漠视。既然我们无法把孩子的目光从他们所专注的节目中移开，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究竟把什么样的节目呈现给孩子们。

有些人认为青少年群体相对狭小，因此以此为题材的节目带来的商业利润也将有限。事实上，这种论调是没有根据的。目前，中国有3亿左右的少年儿童，青少年电视有相当大的市场。以讲述少年成长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哈利·波特》（已改编成电影）像一阵风似地刮过世界的每一座城市，占据了孩子们的心灵，洗劫了他们父母的钱袋，与此同时，也使书的作者J·K罗琳由一个一文不名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富裕女性之一。这也证明了青少年节目大有市场。还有些人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较老套，中国人思维模式较拘谨，难以放开心路，与其自己苦苦思索不如引进国外成品来得稳妥。这样的观点不但是对青少年受众不负责任，而且根本毫无道理。只有摈弃迂腐观念、打破窠臼，才能制作出好的节目，更好地面对国际竞争，不至于让一些颇具争议的影视节目乘虚而入。[13]

三、“弱势”过年及其他

春节晚会是每年的银屏大餐，每年的晚会都以小品当家，咀嚼弱势群体的“酸甜苦辣”都很少关注本应该重视的弱势群体。

在“大家”的概念框架下是小家与亲情，做亲情的文章也是每年晚会的重点，“亲情”是一种重要的抹平社会等级阶层的粘合剂。2002年春节晚会的这个主题由雪村演绎。雪村因为创作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而成名，对东北二人转音乐素材的利用，对世风日下的道德针砭和社会批判，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深深打动了人心。最后一句道白：“翠花，上酸菜”以其底层化色彩而脍炙人口。雪村因为创造了这种叫做“音乐评书”的形式而名声大噪，“评书”二字正是对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挪用。从在体制外徘徊无门而入，到通过网上的民间渠道得到认同，再到成为主流媒体的风流人物，从而进入封闭却竞争酷烈的国家意识形态中心的春节晚会，雪村的变化让人瞩目，也让人失望。现在这个携带手机《出门在外》的生意人，——雪村舞台上的造型充其量是个体小商贩，而绝不是背着蛇皮袋挤在严重超载票价上涨列车中出门的民工，虽然当今中国背井离乡出门在外最庞大的人群其实是他们；唱着“出门在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出门在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已经流于油滑。最后“翠花，上酸菜”这与歌词内容并无关联的招牌出现，只能说明，雪村的翠花酸菜已被做成了专利广告。

晚会是平民狂欢的乌托邦。“晚会直播中，时不时有一些现场观众的特写镜头。央视演播厅现场观众分圆桌席、排座席两种。坐上圆桌的多为大腕级的赞助商，坐在后面的则是各界人士。现场摄像师手里有一个本子，演到哪个节目给哪位圆桌的嘉宾特写，都明明白白地写着。据了解，只有为春节晚会投下千万元以上广告的企业老总，才有资格在此占据一席。”[14]　本来，晚会现场设观众席是为了建立电视观众对晚会的认同感，现在圆桌和排座成了等级，过去是劳动模范和英雄人物配做的圆桌席，现在则由财大气粗的广告商来占据。可见，新的社会分层不用到别处找，它就在观众席上。这种变化叫老百姓如何“心平气和、知足常乐”得起来呢？无论是现场的，还是非现场的观众，晚会其实并不真正尊重他们。一方面为让观众充当傀儡，另一方面又设计出有奖竞猜之类所谓与观众的“互动”，网上互动和手机互动是为中国电信、移动通讯和中央台自己的网站做广告；观众评选，是为某皮鞋品牌做广告。这些主要是通过网络、手机这些现代信息工具进行的与其说是互动，不如说是广告行为，因为所有这些互动设计最大的得益者恰好是晚会的赞助商，而且让人生疑的是手机在节目中也频繁出现。一位手上带着护套的三轮车修车师傅，——其实他更多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这种人物角色其实我们在自己的城市中都很熟悉，他们大多是下岗工人和外来民工，手上沾满黑色的油污，在街道的某个角落里默默地劳作。这位修车师傅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手机，从一条短信息开始了这个叫做《邻里之间》的小品。小品的包装设计很陈旧——误会和解除，观众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到。笑料则来自老套的正反歌，正反歌本是传统民间艺术的经典形式，体现的是对现存世界的颠覆和解放的快感，是所谓民间“狂欢”形式的一种主要体现，但在这个小品里，颠倒变成了空洞的形式，颠倒的对象并不具有对比的意义，没有压力下解放出的快感。从小品创作的角度来说是失败的，但它在意识形态上是安全的。据报道，这个原来叫《缺心眼》的小品在审查中曾因为格调不高无新意而被毙，这样的小品最后还是上了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结尾是演员们热情洋溢地奉劝和号召大家都到手机上去发信息。（这种服务是收费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演员的集体亮相，手里分别高擎着手机，——活脱脱一个广告形象！当雪村的《出门在外》最后一句“翠花，我马上回去，赶紧上酸菜”的时候，手里居然也用话筒模拟着手机！而这首歌的开头却是雪村刚从公用电话走下来。撇开广告嫌疑不说，这种对“信息化”时代迫不及待的献媚也使人印象深刻。在晚会上，信息时代、信息化这样的话语不绝于耳，完全不考虑中国的上网人群和拥有手机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率，不考虑信息沟在中国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关系。信息化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无法接触到这些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弱势人群将更加深刻地被排斥在信息沟的另一端，这种不平等将加剧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