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就习惯了“民工”的叫法。把农村人进城务工简称为“民工”。我们的主流媒体，包括央视沿用“民工”及“民工潮”的说法已有年头了，这个明显带有歧视性的叫法居然多年来没有人提出异议，堪称怪事。很多年前，我国就提出只有职业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掏粪工时传祥握手一事也成一时佳话。尽管当前“民工”问题引起了全社会更多的关心和议论，虽然他们为城里人建了房子，修好马路，清理垃圾，干了许多城里人根本不愿干，却又不能没人干的事。城里人投向他们的眼神中还是太多鄙视和冷漠。最近我国也有“民工”当选为市人大代表的好消息，但公厕门口“严禁民工上厕所，违者罚款50元”（北京朝阳）的事情，再也无法掩盖某些城里人不与民工为伍的心情。而从外来工当选人大代表被媒体热炒就更可以看出对“民工”不自觉的歧视。法律没有规定“民工”不能当人大代表。更有甚者，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电视报道中仍然不时可以听见诸如用“无业人员”、“闲散人员”、”社会闲杂”之类的说法。有些电视节目不体察失业的原因，仍然在过去的意义上使用“无业人员”和“社会闲杂”。前不久某市一商场招聘导购员，要求是本市户口，其中24位伪造了该市户口的打工妹被判6至8个月有期徒刑——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着是她们不想做“闲杂人员的后果”　[5]

女性在电视中的缺失由来已久。在中央、省级和直辖市的32个电视台中，截止到1998年10月份，设置专门妇女节目的电视台有7家，占22%，未设置的为25家，占78%。这25家没有专门妇女节目的电视台中，有18家从未有过专门的妇女节目，有7家曾经有过。其中四家在1995年开播专门妇女节目，可能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有关。后来撤消的原因分别为，制作困难；效果不好、收视率较低等；经费问题以及栏目调整、人员安排等。这25家目前没有专门妇女节目的台中，近期准备制作妇女节目的有4家，不准备作的有21家。在近期准备作的4家中，3家表示已有具体规划。

调查表明，在32个省、直辖市以上的电视台中，仅有7家电视台有专门的妇女节目，约占22%。妇女节目的播出数量也较少。根据估算，7个台每周共播出470分钟，约8个小时，占这7个台周播出总时数(约441小时)的1.8%。大部分妇女节目没能占据晚间的黄金时间段，使节目难以产生社会影响。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半边天》节目大部分是在上午和中午播出，但我国绝大多数妇女在白天要工作或从事家务劳动。据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调查，城市中94.5%的妇女为职业妇女，农村中约40%的妇女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约60%的妇女承担家务劳动。因此可以推测，在白天，多数妇女没有时间看电视。另据中央电视台央视调查咨询中心1995年的全国电视观众调查，我国城乡87.4%的妇女习惯在晚上17：00～21:00之间观看电视节目。在《半边天》节目播出的10：40～11:10，妇女观众至多只有0.8%。而在晚上17:00～22:00，有93.4%的妇女在看电视，但这段时间却没有妇女节目。因此，增加专门妇女节目，增加播出时间和分配更好的时段，是我国妇女电视节目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很多妇女节目制作者认为，在屏幕上有妇女形象或反映妇女问题就是妇女节目了。但表现妇女形象、反映妇女问题，并不自动产生积极结果，这种表现和反映，有可能促进妇女发展，也可能强化关于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从而束缚妇女的发展。如果以男权观念作为主流意识，那么作为非主流意识而存在女性性别观念只能接受沉默。[6]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强调，媒体要将对社会性别问题的反省意识纳入媒介主流，以达到媒介传播为促进男女平等做贡献的目标。　[7]

当我们反省我们的女性节目时，却用插入的丰乳等美容广告张扬男权视点。高夫曼论述过让女人摆出诱人姿态来吸引男人注意的广告是怎样在无形中加强了对女性的社会歧视。“很多年以来，女人一直没有自己的标准，一直没有自己看世界的眼睛，一直没有自己的语言，你使用的整个标准都是社会的标准，而社会是谁的标准？社会的主体和强势集团是男性，你使用的是男性的标准！我们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各样教育和暗示，已经使我们变成了一个适应男性社会规范的人。你在思考所有问题时，都会带着这个痕迹和烙印。”[8]

把性别意识、性别平等的观念带进传媒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早期女性节目社会性别视角并不清晰，甚至前一步退三步，有一个渐进过程。性别本身是生理特征所决定的，但文化、传统、教育赋予性别的特征叫社会性别，这种社会性别特征是可以改变的。　[9]

电视传播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独有的音响效果与视觉轰炸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在电视机前画地为牢，欲罢不能；青少年受众更是以此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手段。有数据表明，仅在亚洲，3.86亿以上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平均拥有率在55%以上。而我国的13亿人口中，电视观众已从1980年的10%上升到1996年的67%；目前，电视和有线电视观众总量达8.5亿（占总人口的80%多）。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青少年受众是重要的一部分。1992年美国密执安州大学传播系牵头进行的《青少年与大众媒介多国比较研究报告》指出:北京中小学生电视个人拥有率为22%，这个数据基本上表明了目前中国大城市青少年对电视媒介的个人占有情况。而另一项在广州、上海、济南和哈尔滨等4城市近2万名学龄前儿童、中小学生以及他们家长中进行的调查发现，城市儿童少年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不到1小时、1～2小时、2～3小时和超过3小时的比例分别为32.5%、46.0%、15.4%和6.1%。男生每天看电视超过2小时的比例比女生高，男女生比例分别为23.1%和19.9%。也就是我国城市20%少年儿童每天看电视超过2小时。

家庭遥控器的增多和室外活动空间的狭小，使青少年情愿把目光停留在电视机屏幕上。电视的媚俗性使我们的童年也渐渐消逝。这意味着成年与童年的界线正渐渐泯灭，电视迫使整个文化走下殿堂并走向极致，暴露出每一个现有的禁忌：乱伦，腐化、虐待…每一种现象都失去了绝对属于成年人的角色。有人说现代的年轻人是“电视的一代”。无疑这些年轻人掌握信息的数量与能力是他们的前辈所无法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传播对青少年价值观念的构筑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作为大众文化的舵手，电视正视了媚俗，以其即时性（瞬间满足）、实用性（感觉刺激）零散性（拼盘风格）、模式化（机械复制）的面目投众所好。“好看”似乎成了不少电视媒介梦寐以求的传播境界。电视传媒在为自身的发展壮大摇旗呐喊的同时，是否也应为青少年受众挤出一点“关怀”，仔细考虑一下他们的需求。然而，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许多电视媒介似乎并没有给予青少年受众应有的关注，还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