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游戏”大众。电视总是跟着流行走。“亲密接触”一语是近几年十分时髦的用语，电视甚至在报道交通事故时，也仍不肯放弃这种时髦。电视新闻主持人口中动不动就出现某时某地两辆或多辆汽车“亲密接触”的说法，甚至汽车撞上了骑自行车者，也被称作“亲密接触”。这虽然是一种戏称，但在报道此类人命关天的惨剧时，如此声口，无论如何也是缺乏人道主义感情的。尤其当电视画面上是血肉模糊、缺腿断手的尸体，下面的字幕却是“亲密接触”时，二者就形成强烈的反差。伊拉克战争中，中央电视台直播主持人劲头十足，激动异常，口口声声“新闻大餐”，“小”“小S”，亲热无比。

第三，利用“弱势”发财。有的商家通过媒体打着赞助“弱势群体”的幌子招摇撞骗、沽名钓誉，有的新闻媒体假赞助“弱势群体”之名提高知名度，扩大广告效益。广州市一对被遗弃连体女婴，实施分体手术后，其中一女婴奇迹般生存下来，在医院、福利院的关心呵护下健康、快乐地成长。但一些商家却利用女孩悲惨的身世和身体的缺陷大做文章，以前后赞助不足一万元的药品器械，通过新闻媒体大肆渲染。至于那些体现男性价值，以男权为背景的女性隆胸等广告则遍布媒体。

第四，虚假广告充斥电视荧屏。虽然每年有“3·15”电视晚会为大多数消费者维权，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欺骗能够成功或者消费者权益受到实际损害，都是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信息的传播为前提。毫无疑问，大众媒体正是传播这些信息的主要渠道。那么，在3·15期间起劲叫嚷“维权”的各路媒体，有多少真正反思过在成为帮凶问题上自身的责任呢？在许多媒体眼中，观众并不是什么上帝，广告客户才是真正的“衣食父母”。也正是因为“（企业客户）是不能1得罪的”，才从根本上决定了每年被揪出来的总是“小鱼小虾”，大规模的欺骗仍在继续。很可惜，我们看到各种媒体努力追求话语优势的最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也就是说，推销给我们的各种东西，不管有多少客观，只有一种主观：卖广告。媒体行为的最高原则非常简单：收视率、收听率或销量=利润。当媒体与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的时候，究竟有谁真正关心所谓的消费者权益呢？[1]

第五，新闻媒体在热心帮助“弱势群体”时也不能保护弱者的权益，有的只是“游戏”和“欣赏”，甚至把弱者的个人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即使在春节电视晚会上主持人也会揭人伤疤。2002年的春节晚会，倪萍面对上亿的观众，故意去戳别人的伤痛。在杂技《力量》演出后，倪萍有一段重要台词，说其中的一个演员是孤儿，她是在与他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背景的，并且告诉我们在法国演出时，法国人劝他留下来可赚大钱，但他向她表示，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里有爱他的教练和很多人，他要留下来报效祖国和人民，因为他的家永远在中国，接下来就是《家在中国》的演唱。这里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是，在倪萍的这段叙述中，这位演员交替被两种人称所指代。当倪萍说孤儿的身世是她自己与演员聊天时发现的，她是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建立虚假的与演员的亲近关系，这明显是一种叙述策略，为她抖落别人的隐私先做合法开拓。即便是在普通的社交场合，我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这样去咀嚼别人的痛苦，那起码是不礼貌的。但是，在亿万人瞩目的晚会上，这种基本的对人的尊重却被故意地无视了。当倪萍说出他是孤儿时，我们看到镜头中那位表演《力量》的演员无助而伤痛地合上眼帘，--摄影机镜头一直很近地盯住他，如此赤裸裸的语言暴行就这样眼睁睁地在我们面前发生着，这具刚刚展示非凡“力量”的身体——近于赤裸的身体就这样被强势话语凌辱并且示众。除了这段引出孤儿身世的引述，在其他时间里，这位演员都一直是被第三人称所指代，虽然演员就站在台上，却是一个“哑巴”，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故事都是倪萍用第三者的口吻去叙述的，这种“他者化”的手段把这位演员物化为一种道具，他的真实的心理变化已经被排除掉，他的话语权已经被剥夺。　[2]

第六，利用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和好奇心，恶意炒作。什么《半脑少女之恋》、《连体女婴之谜》、《独臂少年独行天下》、《恶汉施毒弱女跳楼》、《四岁小夫妻》满足了许多人茶余饭后的好奇和刺激，而对弱者没有半点同情之心，作者丧失了起码的道德修养。[3]　可见，在大众媒体越来越强大的话语优势面前，普通百姓的数量再多也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这些媒体们如何能保持超出法律要求的自律，已经成为媒体存在的基本道德要求。

二、　诱惑力与“边缘人”

大众传媒以及大众消费品通过提供特定日常消费的内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既是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手段也是它的塑造结果。乡镇里的消费主义在作为大众媒介主要手段的电视甚至在农村也已经十分普及的今天，奢侈消费再也不是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所描述的那种与大众无关的一小部分上层社会成员的事情。事实上只有城市下层阶级才易于受到诱惑。在今天的中国，不管多么封闭遥远的乡村，哪怕村子里只要有一台电视机，千里之外所发生的事情也犹如近在咫尺。农村人围坐在电视机跟前观看新闻、广告和连续剧（特别是港台连续剧），替代了打牌、聊天和睡大觉。事实上这也正是广告商与“肥皂剧”制作者所预期的效果。乡村居民因此也　有了“发展”与“现代化”的追求，数千万廉价劳工离别老小、远离家乡加入城市和沿海产业劳动大军的行列，既有收入差距的诱惑，也有城市生活风格的吸引，而来到城市以后的农村青年，大部分既不能融入新环境被城市人所认同，也不能再回到过去，而沦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无根的“边缘人”。城里人则用各种眼色观看这道风景。最初叫他们盲流。这些盲流是失去家园的农民，是田野里的剩余劳力，到了年关，春运繁忙，“民工潮”一词的出现频率却大增。回家过年，被媒体描绘成了“民工潮”。春节“民工潮”问题及其讨论，是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公共空间被扭曲、被归罪的例子。其实，大多数人可以划分为“想做城里人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城里人”两种，追根溯源，大多数人的祖先来自农村，有些人前半辈子还在修理地球，这样说应该不会过分。不明白的是先进城的，为什么会这么瞧不上后进城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