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记得在1998年一次关于哈耶克《自由宪章》的读书会上，邓正来先生说“小心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我当时颇有同感。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由主义”显然是指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常说的经济自由主义。我的担心并非只是经济自由主义会被某些人当作大棒挥舞，更重要的是，这会严重损害人们对其真精神的信赖。一般地，任何意识形态化，都是对“好的”理论的双重损害。

　　记得在1998年一次关于哈耶克《自由宪章》的读书会上，邓正来先生说“小心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我当时颇有同感。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由主义”显然是指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常说的经济自由主义。我的担心并非只是经济自由主义会被某些人当作大棒挥舞，更重要的是，这会严重损害人们对其真精神的信赖。一般地，任何意识形态化，都是对“好的”理论的双重损害。
　　细究起来，何为“意识形态化”，似乎也难说清。在这里我估且做两点描述。一是“简单化”；一是“贴标签”。简单化，就是对一理论作过于简化的叙述，舍去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和范围，以及很细微的判断分寸。这固然对理论的普及有好处，但被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不仅失去了原理论的准确性，并且经传媒的放大，往往比原来“小心求证”的理论更具有话语优势。前提和分寸会被大众忘掉，他们只做非此既彼、“爱憎分明”的判断。甚至会有这样的可能，某一理论的真精神会受到其意识形态化的变种的批判。
　　也许“自由贸易”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中国有很多人已经知道“自由贸易”是件“好事”，但不知道“好成什么样”。通俗点说，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要“好”，但不是“最好”。“更好”的事是要加上“自由迁徙”。这在“纯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那里只是常识，因为“限制自由流动的影响与保护关税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61页）。然而，尽管米瑟斯声称为限制移民的政策辩护是徒劳的，但后来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有一篇文章介绍说，与“经济自由主义”一词天然相联的芝加哥学派多是反对“自由移民”的。由于文章较短，我没弄清他们究竟凭据何种经济学理论。
　　不过有一种与自由贸易理论有关的主张，最容易用来为“自由贸易而不自由移民”辩护，这就是所谓“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从这个定理我们可以推导出“自由贸易可以替代自由移民”的结论来，因为如果自由贸易能导致各国的工资相等的话，人们也就没有移民的经济动机了。然而最近看了杨小凯和张永生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综述，发现这一定理连同它背后整个古典自由贸易理论都已经遭到了不少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大师级的人物如阿罗、德布鲁，也包括杨小凯本人的猛烈批判，有人断定，“两国商品价格通过贸易达到均等化，通常并不能保证各国要素价格的均等化”（2002第一期，第29页）。只是杨小凯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些理论成果并不为贸易经济学的主流接受，我最近看到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也依然故我：“要素价格均等化”还是“定理”。
　　被自由贸易理论忽略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迄今经济学分析的所有交易，都暗含地假定有一个政府。否则交易的纠纷就无人裁决，只能靠拳头解决问题。到了没有政府的国际上，拳头就要换成坚船利炮，在今天就是核武器等等。在殖民主义时代，“贸易跟着国旗走”；在今天，军事力量仍是国际经济秩序背后隐蔽的支配因素。既然国家实力影响着国际财富分配，所以也应在贸易政策的视野之内。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下降；而贸易保护的好处则表现为货币的聚集，这是可以集中使用以增强国家实力的资源。所以在其著名的《通论》中，凯恩斯一针见血地说，重商主义者（即主张贸易保护的人）“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及国力之相对的增加。”（商务印书馆，1977，第296页）所谓国家利益，也包括国家内商人的利益，所以熊彼特更坦率地说，“强权与利润可能有冲突，然而强权最终将导致更多的利润，特别是在海盗式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第516页）
　　除此之外，在通行贵金属货币的近代早期，贸易盈余直接等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加上重商主义更有保护本民族幼稚工业之功效，都会为民族国家带来好处。这两点，货币和市场，也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和经济发展，应该说还有战争和殖民主义，是解释近代史的互为因果的重要事件。W·罗斯托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他不仅用大量篇幅讨论重商主义活动，而且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因为重商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16、17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学派，与其说他们没有发现自由贸易的“真理”，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同样的逻辑，后来一些国家从重商主义走向自由贸易，也并非经济学家的功劳，而是重商主义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即过长地实行重商主义会导致负面的结果，如工资上升和资本过剩（利率下降），最终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资本外流。所以凯恩斯说，“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失败。”（第286页）这时将贸易政策调整到自由主义政策上，又会有利于这个国家及其商人。熊彼特不无正确地指出，“正是以前支持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给予了英国的自由贸易以坚定的支持。”（第546~547页）所以在他看来，“‘重商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鸿沟。如果对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理想和兴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见，那么自由主义经济学本来是可以继承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作的。”（第555页）
　　在所有经历过重商主义实践的国家中，最成功的当属英国。这段历史少为人知，是因为一些主流的西方历史学家，为了使英国崛起的历史显得漂亮一些，慷慨地放弃了这一“光荣”。以致不少人认为，英国人是以自由贸易起家，靠自己产品的竞争实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例如布罗代尔认为，赶上并超过印度的棉纺织业，只是英国及欧洲棉纺织革命的结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第三卷，第663页）。而在费正清那里，“自由贸易”又变成了贩毒战争的正义之旗（《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上卷，第251页）。更有甚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认为中国不肯与英国贸易（尽管是因为英商走私鸦片），即违反了其国际义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一卷，第158页），一个推论就是英国动用炮舰天经地义。全然不顾自由贸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有“不贸易”的自由。当然，这个“贴标签”的过程相当漫长，而且不仅仅是这三个人的功劳。而所谓“贴标签”，就是将已经被简化的理论主张与某些利益集团脸谱化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