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公有与私有部门之间的关系是政府转型工作的中心环节。在过去，作为买方的政府与作为供应商的私有部门之间，保持着一种常规的、以讨价还价方式进行的交易关系。从本质上说，政府合同主要采取“主仆”形式，以风险转移为主要特征，而不是风险管理。这些或多或少带些限制性的合同，主要归因于过时的政府采购政策。在未来，政府与供应商关系应建立在合作与信任的基础上。这不等于支持私有企业从公家赚取更多的收入，而是迫切要求公共部门调节重要的公众可追查性工具，以满足现在的要求。    采购政策确保可查性    可追查性是制订采购政策的目的。当花费税收时，政府领导人应确保合理支出。‘合理利用金钱’或‘投资价值’是难以把握的度，有时会与最低价相混淆（指最低成本）。对于客观评估投资价值，目前存在着公认机制——例如，权衡了多种标准的方法可在评估时只将价格作为其中一个因素加以考虑，尽管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常，解决方案越复杂，价格在整个评估模式中的地位越次要。如果供应商不了解问题或无法提供理想的结果，则价格低不一定代表高价值。遗憾的是，这些方法并非被广泛采用。    解决刻板采购流程导致的问题比发现适当方式来证明投资价值还要困难。我们可跟踪流程并证明投资价值，但随后在合同谈判时却没有机动空间。这对规范明确的产品或商品采购不是什么问题。然而，对于规范不明确的一段时间内的服务采购，却是个大问题。整个社会的发展大趋势是：服务采购日益增加，而不是产品采购或包含产品的服务采购。    我们以18个月的系统采购合同为例。这份缜密的合同同时考虑到了知识资产保护和义务的履行，令双方都很满意。然而，合同中包含特殊的技术内容。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在合同履行期内出现新技术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一种观点是更改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有一个供应源的话，我们很难评估投资价值。另一种观点主张继续按合同规定交付陈旧技术，意味着投资根本没有意义。    基于性能的合同    您应仔细审核政府采购流程，以决定如何基于产品性能去签订合同。买方不太关心交付方式，而是关心供应商能否提供他们需要的性能。我们可根据性能规定大多数系统。例如，我们需要投资有所回报；我们需要24/7全天候的可用性，至于如何实现并不重要。事实证明，如果已经有向业务流程外包转移的趋势，我们必须适应以这种方式签订合同。    谈到主要转型项目时，政府的传统采购流程问题更多。即使良好定义了理想结果，我们仍需进行大量的分析和规划工作，以决定做什么、怎么做。通过与交付链中的客户和各类合作伙伴以及在转型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供应商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政府可实现该目标。制订并实施具体方案时必需面对许多有关成本和效益的权衡问题。政府几乎不可能为转型项目定义所需技能、服务类型或服务数量。如果只是泛泛的了解政府所需，承包商不可能提供有效定价甚至是具体的变革实施方案。由于这个原因，加拿大及美国等国家已为转型项目修订了采购模式，通常包括政府对备选供应商能力和经验的评估以及选择最能帮助政府取得成功的合作伙伴等。政府应与供应商一起进行项目规划和分析，直到双方针对范围、成本和时间都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开始实施项目。这使双方都能在尽量不影响整个项目实施的情况下终止合作关系。    通过采购制度帮助本地企业发展    在当前环境中，政府如何鼓励小企业与大企业（有时甚至是压倒性的跨国公司）进行抗衡呢？通过政策调节和惯例，政府在鼓励经济和工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采购政策 -- 至少在大多数民主政府中——逐渐发展成调节工具，在地方与跨国公司的竞争市场中发挥杠杆作用。政府机构或部门常需要将一定的合同配额分配给本地企业或某些指定企业。本地公司直接履行合同可帮助构建并维持宝贵的业务能力。    政府的大型招标项目，常常只要求本地公司提供最少内容即可。通过在评估模式中给予优待，政府希望加速本地公司的业务发展，尤其是受政府保护的公司，如当地人的公司。遗憾的是，大型招标项目中的这些规定常导致复杂的管理问题，对按时交付产生负面影响。政府应认识到，私有领域中大型与小型企业的关系不是可人为操纵的关系，而是与生俱来的共生关系。跨国企业依赖当地的小型企业提供本地服务和创新。小型企业一般是灵活的创新机构；他们洞悉和响应趋势发展的速度远远快过大企业。大企业需要将小企业用作创新的孵化器，而小企业则需要大企业收购他们的服务。    政府采购政策及国家或当地的工业发展并不一定要息息相关。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但这种关联的起点是工业发展，而不是别的。通过实施采购政策来鼓励当地工业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GDP的大幅度持续增长。    政府采购政策是重要的可追查工具。但在当前这种经济发展关系到政府生死存亡的互连环境中，它已成为需要以空前精心的程度进行打造的工具。